宋鸣皋传略

发布时间：2022-04-27 15:57:03 来源：先锋网 浏览次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灾难深重的东北人民挣扎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正在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学生队（东北陆军讲武堂预科学校）学习的宋鸣皋，满怀爱国热情毅然回到家乡辽阳，举起抗日大旗，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为抗日救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战歌。

宋鸣皋原名宋荣恩，字冠泽，汉族，1906年生于辽阳县铧子乡唐家堡子村（今属灯塔市）一个贫苦的家庭。全家仅靠父亲经营的小画铺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他年少时经常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还不时受到有钱有势的人欺凌和嘲弄。他几次吵闹要上学，皆因交不起学费，无钱买书，父亲没有答应。聪明的宋鸣皋想出了上学的办法：在教室窗外旁听。从此以后，他不管刮风下雨，都按时到教室外听课。有一天被一个老师发现，问他怎么不上学。他回答说：“我早就想上学，可咱家没钱买书，又交不起学费……。”这位老师十分欣赏宋鸣皋强烈的求知意愿，就让他免费上学。他天资聪颖，成绩优秀，两次跳级。周围村镇的人称赞他是“砖城里土城外，十八级宋大怪”。

宋鸣皋高小毕业后考入沈阳东文日语学校，但因家中贫困不得不中途退学。之后，通过亲属介绍，进入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学生队。他孜孜不倦地学习，立志做一名对中华有用的军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沈阳东北军北大营。正在东北学生队学习的宋鸣皋，目睹日本侵略者兵不血刃占领沈阳，东北同胞惨遭蹂躏，而国民政府又采取不抵抗的卖国政策，他忍无可忍，毅然离开学校，回到家乡唐家堡子，以在铧子煤矿下井背煤为掩护，秘密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1932年3月，宋鸣皋会同东北学生队的陈德泉、何庸等10余名青年学生，在唐家堡子成立抗日义勇军（又称唐家义勇军），两三个月后就壮大到300多人。他带领义勇军战士广泛开展政治宣传，联络其他义勇军，抓住一切战机打击日本侵略者。义勇军活动在辽阳、沈阳、本溪三角地带的鸡冠山、关门山、高家堡子、柳河子、于家沟等地，利用地形昼伏夜出袭击敌人。还经常出现在奉安（奉天到安东，今沈阳到丹东）铁路线上，破坏奉天至本溪路段，切断奉安线的交通运输，使驻奉天关东军为此大伤脑筋。

1932年夏初的一天，宋鸣皋率领义勇军指战员在辽阳县田官屯大岭（今属灯塔市），伏击一支日军守备队。义勇军利用山势地形同敌人战斗，共毙伤敌20余人，缴获部分枪支弹药，击毁敌汽车四辆。这次战斗极大地鼓舞了当地人民抗日救国的斗志。

1932年8月28日夜，宋鸣皋带领唐家义勇军配合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二十一路军、林子升乡团、小堡义勇军等，攻打日伪政治经济中心奉天城。宋鸣皋奉命率部在小堡义勇军左翼，先缴了南关伪军警的枪支，随即配合“燕子”队从大南门向中街一带进攻。与此同时，另一支义勇军进攻东关（小东门外），在持续了10多个小时的战斗中，义勇军破坏了日军的飞机场、兵工厂等要害部门，还烧毁敌机7架，破坏了敌人无线电台和电话线。义勇军这次攻打沈阳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统治者的气焰，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1932年9月17日，义勇军各部领导人在辽阳东部的高家堡子开会，研究攻打本溪的行动。会议决定第二天凌晨攻打本溪。林子升、高占尧率部队从西路进攻，宋鸣皋、何庸等人率部队从东路进攻。两路夹攻，城内会师。

下午各路义勇军分别向本溪进发。天黑后下起雨，道路十分泥泞。因高占尧部多是本溪当地人，熟悉地形，西路义勇军按时到达本溪外围，并攻入本溪县城，击溃敌人数百人，缴获一些枪支弹药。宋鸣皋、何庸等人所率的队伍，途中得知有军用列车要从此经过，便在大家的要求下，决定先袭击军列，夺取武器再向本溪进攻。随即扒开一段路轨，造成列车颠覆，并与车上的日军展开激战。这一仗毙伤敌数十人，缴获部分武器，但因耽误了时间，没能按时与林子升部配合攻打本溪，只能撤回唐家堡子一带。

由于辽阳、本溪等地义勇军的风起云涌，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重视。1932年冬至1933年春，日本关东军调动大批兵力对义勇军进行“围剿”。各路义勇军大部转移、失散。日军曾派人找宋鸣皋等人，要求他们就地整编，兵马不动，军饷和武器弹药全由日军供给。宋鸣皋戳穿了敌人的阴谋，坚定地说：“不驱走日寇，决不放手，请转告日本人，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誓言”。敌人十分恼怒，疯狂围攻唐家义勇军。部队被打散，宋鸣皋率小股兵力突围后，只身前往北平（今北京）。

宋鸣皋到北平后，满怀信心来到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迁到北平）求学。学校看他衣衫褴褛，剪着光头，不像是学生，拒绝了他的申请。宋鸣皋无奈就寄信给校长张学良，说明自己原是东北学生队学生，请求继续为国求学。不久，收到张学良的回信。随后由高鹏推荐，王卓然批准，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资助下，进入了东北大学预科学习。宋鸣皋有较高的书法绘画才能，能言善辩，经常关心别人，济困扶危，在学生中威信较高。他不仅能结交当时社会上层人物，还能与所谓的“三教九流”往来。宋鸣皋在学校中一直不忘抗日救国。他深知日本侵略军盘据东北，陈兵辽西，贪得无厌。华北将是他们下一步侵吞的目标，卖国条约《何梅协定》将是日本侵略者向关内大举进兵的序幕。他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积极参加“一二九”青年学生爱国运动，时刻准备再举义旗。

1937年夏，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张希尧、戴福纯，在东北大学学生宿舍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在北平昌平县一带筹建抗日武装队伍，开展武装斗争，伺机打回东北老家去。宋鸣皋得知后高兴地说：“我来北平复义旗，灭东洋的第一志愿，终于盼来了。”

赵侗、高鹏、纪亭榭等人一面用东北救亡总会给予的4000元购买武器，一面扩充人员。到5月份购买到手枪17支，联络了宋鸣皋、吴靖宇、刘凤梧、郑子丰、鲍旭堂等30多人。宋鸣皋加入这个抗日组织后，协助赵侗争取昌平县白洋城村保卫团团总汤万宁父子共同抗日。白羊城村位于昌平西部五峰山下，地势险要，非常适合开展游击战。汤万宁在当地颇有威望，他领导的保卫团有20余支步枪，曾联合邻村保卫团数次打击土匪，夺回被绑架的人质，使乡亲免遭土匪滋扰，因此人们尊称他为“汤七爷”。高鹏、纪亭榭、宋鸣皋等人通过关系结识汤家父子后，对他们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动员他们共同抗日。汤万宁果断地说：“我倾家荡产，跟着你们抗日了！”然后，汤家父子说服本村保卫团团丁把枪支藏在自己家中，待北平城里来人后一同举事。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赵侗、纪亭榭、高鹏、宋鸣皋、刘凤梧等人加快了组建抗日武装的步伐。他们将枪支秘密运到清华大学校园，藏在共产党员沈海清（即林一民）的宿舍里。7月20日，第一批参加者20余人分成两组，一组由赵侗、高鹏带领混出西直门，到清华大学取走枪支，徒步奔向白羊城村；另一组由宋鸣皋带领，乘火车至昌平南口下车，徒步转向白羊城村。当天晚上，两路人员在白羊城村汤万宁家会齐。汤万宁父子从保卫团中拿出10余支步枪，连同城里带出来的17支手枪将人员武装起来。

1937年7月22日，在白羊城关帝庙前的空场上，赵侗正式宣布成立抗日军。推选赵侗为队长、郑子丰为副队长、高鹏为政治部长。这支队伍就是国民抗日军，也是北平郊区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队伍。抗日军成军后，在永安庄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但因柏峪口村地主向驻南口的国民党军队告密，国民党兵偷偷包围了永安庄，并于7月25日拂晓向抗日军发动突然袭击，激战中双方均有伤亡，抗日军撤出永安庄。

中共北方局所属东北工作特别委员会党委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加强这支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帮助他们重整旗鼓。随即于8月上旬和中旬，先后派共产党员阎铁、徐明、汪之力、史进前、张如山等十多人前往抗日军，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从此，抗日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新的道路。

抗日军休整后的第一仗是袭击河北“第二模范监狱”。监狱位于德胜门外不远，原来是个功德林庙，清明末年改建成监狱。在这座有着丈余高墙的监狱里，关押着1千多名犯人，在月字号和洪字号监房里有几十名共产党员和政治犯。日军刚占领北平不久，还没有派兵接管第二监狱，仍由少量狱警看守。劫狱前，宋鸣皋奉命率一支小分队，在北平城郊搜集国民党二十九军和当地保安队溃散人员遗弃的枪支弹药，为奇袭监狱做好准备。8月的一天，宋鸣皋带队到德胜门外一户大地主家，从井里取出步枪12支、匣子枪2支。在抗日军四处搜集枪支时，一个张姓的群众主动报告说，你们要搞枪，第二监狱里有3挺机枪、30多支步枪，看守就是那么几个警察，根本不会打仗。他还自告奋勇，愿意带路前往。有了枪，搞到了情报，又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于是，赵侗、纪亭榭、高鹏等人商量决定马上行动。

1937年8月22日晚，赵侗率20余人的突击队由姓张的群众带路，扑向第二监狱。高鹏、宋鸣皋率十余名队员负责监视德胜门方向的敌情，阻击日伪增援部队。抗日军乔装日本人察看监狱，叫看守打开了大门。战士们一拥而入，先缴了伪警察的枪械，又去监房放人。这次战斗缴获捷克式机枪3挺、步枪40余支、手枪10余支。在得救的难友中，有共产党员、著名的河北磁州暴动的副领袖唐寿山（人称唐老寿），李大钊的侄子李海涛，还有韩庄、马载、葛戎申（郭芳）、黄秋萍（黄叶、黄霭如）、王浩清、刘平、杨诚、毛岱（王诚录、毛朋）等。

大部分人参加了抗日军，队伍一下子壮大到近千人。劫狱的胜利为抗日军正规化创造了条件。9月5日，抗日军在三星庄召开大会。全军约法，整肃军纪。会上正式将队伍名称定为国民抗日军，下设3个总队，还成立了党的领导机构和军政委员会。宋鸣皋被委任为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二总队队长。还向战士发放红蓝相间的袖标。红色在上表示战斗，蓝色在下表示祖国河山，意思是用战斗精神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祖国大好河山。从此，佩戴“红蓝箍”的国民抗日军在平郊群众中闻名遐迩。

9月7日，情报人员获知黑山扈的法国教堂内藏有枪支，为了筹集武器打击日军，国民抗日军决定到教堂让洋人“献枪”。8月拂晓，国民抗日军进入百望山的天摩沟，给教堂的传教士说明缘由，令其交出枪支。在交涉过程中，一名传教士偷偷将情况通报给日军。

日军得到消息后，以为是小股散兵游勇，只派出一支小部队，分乘两辆军车赶往黑山扈，与国民抗日军交火后，发现寡不敌众，不敢贸然前行，只得据守山头与我军对射。下午2时，七八十名日军从温泉方向赶来，再次向天摩沟发动进攻。国民抗日军集中火力猛烈还击，当即有20多个日军中弹倒地。日军被迫退守另一座山头，再不敢主动出击，只是和国民抗日军对峙。为了打破僵局，宋鸣皋派大队长杜雄飞带领两个中队，迂回到敌侧翼包抄日军侧后方，向日军发起猛攻。日军被迫后撤。下午4时，日军4架飞机从北平方向飞来，由于日军认为国民抗日军没有高射武器，所以飞得很低，飞行员的身影清晰可见。战士们端起机枪步枪对着日机迎头齐射，一架日机被击中，摇摇晃晃坠毁在清河附近的农田。随后日军不断增兵。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国民抗日军主动撤离战场。在这次战斗中大队长杜雄飞不幸牺牲。

黑山扈战斗是国民抗日军第一次与日军正面交锋，增强了北平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也为建立平西昌宛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法国巴黎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对黑山扈战斗进行了报道，称赞国民抗日军“义声所播，民气大振”，是“北平近郊抗日的中心力量”。

黑山扈战斗结束后，二总队在野地里捡到一门迫击炮，经过修理后仍不能用于战斗。宋鸣皋为了加强部队建设，以这门废炮为起点，建立了二总队的炮兵中队，用木架子做几门假炮，用10余匹马驮着，以虚代实，大造声势，迷惑敌人。在一次战斗中，宋鸣皋带领部队将一批伪军包围在一个村庄里。抗日军向他们喊话，劝说他们不要再为日本鬼子卖命，调转枪口和国民抗日军一起打鬼子救中国。伪军没有反应。于是，宋鸣皋命令炮队牵出驮马，虚张声势，摆出要炮击的态势。伪军害怕了，急忙挂起白旗出村投降。

9月末，敌出动近万人的兵力，对北平周边地区，特别是国民抗日军进行扫荡。宋鸣皋按照上级的命令，于10月初率二总队从平原游击区苏家坨转移到山区。途经一个村庄时，群众误认抗日军是“土匪”，全都躲到山沟深处。为了消除群众的疑虑，宋鸣皋要求指战员严守群众纪律，不进入百姓屋院，一律在院外路边露营。后部队经大村、下麻峪、付家台、青白口，转移到斋堂。国民抗日军在煤窝驻防整训时，附近村庄的“地头蛇”吕玉宝很猖狂，对抗日军构成直接威胁，赵侗派宋鸣皋去平息。宋鸣皋赶到时，吕玉宝已率百十余人的土匪队逃走。宋鸣皋派人送信给吕玉宝，要求他立即改恶从善，归顺国民抗日军，不然就用武力消灭。3天后吕玉宝接受改编。宋鸣皋要求部队利用演讲、唱歌、演剧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国民抗日军以纪律严明、买卖公平、以礼待人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赖。

10月末，国民抗日军奉命加入平西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指挥的八路军。部队于11月中旬到达阜平县，经过整训后，于12月25日，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

1938年春，上级决定派宋鸣皋、丁丁、阎铁等11人到西庄抗大二分校学习。学习期间，宋鸣皋思想进步很快。在一次军事表演中，宋鸣皋负责操练的队伍，以熟练的战术动作、优秀的射击成绩赢得了大家的称赞。宋鸣皋能吃苦，会打仗，能文能武，思想进步，经党组织批准，于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宋鸣皋入党后不久，奉命到山西五台县军政干部学校任军事教员。他认真施教，为抗战前线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1939年春，宋鸣皋担任军区军政教导团参谋长，负责连排级干部的培养。

1939年夏，宋鸣皋来到平西抗日根据地任昌宛游击队总队长，一面在平西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打击日军，一面做争取土匪姚万臣的工作。土匪姚万臣部200余人，盘踞在白羊城一带，不管本村外村，不管穷富，都进行滋扰，声名狼藉。我军曾派人做姚万臣的工作，均未奏效。宋鸣皋多次与姚万臣沟通，终于说服姚万臣，将姚万臣部改编为平西区昌宛游击第一纵队第二大队，任命姚万臣为大队长。但姚万臣土匪习性未改，心怀异志，曾几次吵闹说不愿接受改编。为此，宋鸣皋决定再次劝说姚万臣。11月，他带领3人去第二大队的驻地泥洼村。姚万臣乘机杀害了宋鸣皋等人。宋鸣皋牺牲时年仅34岁。

为替宋鸣皋讨还血债，军区当即组织部队围剿土匪姚万臣部。姚万臣率少数匪徒逃脱后投敌叛国，其余均被歼灭。全国解放后，杀害宋鸣皋等人的凶手相继被捕法办。为褒扬革命烈士，中央人民政府于1953年5月向宋鸣皋的子女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1983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选自《辽阳党史人物传》，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